渝农商行：净利增速五连降，非息收入“滑铁卢”，高管薪酬却显克制

剖析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渝农商行”）2025年的经营业绩与高管薪酬数据后，结论是复杂的，难以简单地用“应当”或“不配”来概括。一方面，高管薪酬水平在A股上市银行中处于相对克制和合理的区间，且建立了与业绩、风险挂钩的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体现了监管导向和激励约束的平衡。但另一方面，该行在净利润增速持续放缓、非利息收入大幅下滑、内控合规问题频发等多重压力下，高管团队如何引领银行突破转型瓶颈，是其获得薪酬所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因此，与其讨论是否“配得上”，不如审视其薪酬体系是否能有效激励高管团队带领银行走出当前的盈利困局和合规风险。

从2025年年报披露的数据来看，渝农商行高管的薪酬水平在同行业中并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相对克制。董事长刘小军2025年度税前薪酬合计为42.07万元，行长隋军为60.84万元，其他副行长薪酬在47.16万元至51.42万元之间。横向对比来看，这一薪酬水平远低于部分规模小于渝农商行的同业。例如，青岛农商银行董事长2024年税前薪酬已近196万元，几乎是渝农商行董事长的五倍。即便是与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均远高于渝农商行的上海农商银行相比，其董事长薪酬也接近百万。这表明，渝农商行高管的薪酬并未脱离行业实际，体现了较为审慎的薪酬文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渝农商行严格遵循监管要求，建立了完善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2025年，该行累计向员工追索扣回绩效薪酬290.93万元，近三年累计执行金额超过522万元。这一“反向讨薪”的举措，将高管及员工的薪酬与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和风险管控紧密绑定，打破了“只奖不罚”的惯例，是薪酬体系走向成熟和理性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界对于银行高管“旱涝保收”的质疑，表明薪酬并非固定福利，而是与业绩和风险结果挂钩的激励工具。

尽管高管薪酬看似合理，但审视渝农商行2025年的经营业绩，却能看到一幅“喜忧参半”的图景。规模在扩张，但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面临考验。2025年，渝农商行实现归母净利润121.28亿元，同比增长5.35%。虽然保持了正增长，但这已是该行净利润增速连续第五年放缓（2021年至2025年增速分别为13.47%、7.81%、6.18%、5.97%、5.35%）。在资产总额增速创下近四年新高的背景下，净利润增速却持续走低，反映出“以量补价”的扩张模式正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盈利能力的提升遇到瓶颈。

2025年，该行营业收入为286.48亿元，同比增长1.37%。深入分析营收结构会发现，其增长高度依赖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7.85%，占营收85%）。曾被寄予厚望的非利息净收入却大幅下滑23.92%，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滑19.71%，投资收益等也大幅减少。这表明，渝农商行在中间业务、财富管理等轻资本转型方面遭遇挫折，收入结构失衡问题加剧，抗风险能力和盈利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2025年，渝农商行在合规方面遭遇了严峻考验。全年累计被罚金额超过1200万元，创下近三年之最。其中，仅因贷款“三查”不尽职等问题，就被重庆金融监管局开出870万元的巨额罚单，时任副行长舒静等人更被终身禁业。全年罚款支出同比激增181.63%。一系列罚单暴露出该行在内控合规管理上存在系统性短板，这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银行的声誉和稳健经营构成了潜在威胁。高管团队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

虽然全行不良贷款率微降至1.08%，但内部结构分化明显。对公贷款不良实现“双降”，而零售贷款不良余额和比率却双双上升，不良率从1.60%攀升至2.07%。这反映出在经济环境变化下，该行零售业务的风险管控能力有待加强。

综合来看，渝农商行高管的薪酬水平本身是合理的，并未出现与业绩脱钩的“天价薪酬”。其薪酬体系设计也体现了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特别是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执行，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然而，“合理”不等于“高枕无忧”。高管团队领取薪酬的同时，也肩负着带领银行穿越周期、破解困局的重任。当前，渝农商行正面临净利润增速放缓、收入结构失衡、内控合规风险上升、资本充足率下滑等多重挑战。这些问题并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对于渝农商行的高管而言，当前的薪酬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市场关注的焦点，不应仅仅停留在薪酬数字本身，而应是他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带领这家万亿级农商行突破转型瓶颈，优化收入结构，强化内控合规，重塑增长动能。